两种文化在相互碰撞中常常伴随着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想象，因此就有了所谓的“他者”和“非我”的出现。“他者”，原本是通过塑造一个异己的文化形象以获得某种文化利用，因而这“初看像是异己的非我者，到头来往往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自我”（张隆溪）。但在后殖民话语中，“他者”进一步演化为殖民者对受殖者的“文化塑型”和身份改写，成为殖民者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殖民的合法性依据，其背后隐含的权力运作色彩更加浓厚。而作为被想象、塑型的文化族群如何对待自己与“他者”的关系，我以为是一个更为重要的话题，它直接涉及到自我文化身份确认等问题。
史景迁在《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中给我们叙述了大量西方人有关中国的“想象”，这些想象是多方面的，但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两种，一是对中国的神话，是肯定乃至过分的夸张；二是“对中国的摒弃”。在史景迁看来，它们都不是中国的现实，而是“出于西方自身的需要和问题”，即文化利用。事实上，不管这些“他者”是否符合中国的现实，它们都能够给我们提供种种文化参照，使我们能够“以别人的眼光来审查自我”。
那些“摒弃”中国的态度和想象，多是对中国丑陋一面的揭示和否定。在笛福等人的作品中，中国人不诚实、不卫生、伪善、装模作样、迷信、墨守陈规、懒惰等等；黑格尔则指出“中国人转过身去，背对着海洋”，中国文明永远是闭关自守、凝固单一的内陆文明，无法且有冲突扩张的海洋文化性格，等等。这些否定性评述，难免带有对中国文化的隔膜和无知，有时我们可以弃之不顾。但正如史景迁教授所指出，“对另一种文化最敏感和洞察恰恰是出于无知和想象”。他谈到了卡夫卡对中国万里长城的想象。卡夫卡通过万里长城感受到了中国文明的“悠久性”和“无常性”，那数以千计的年轻人被一种无常的绝对的专制力量控制着，在永无休止的盲目徭役中行使着他们的“政治义务、全民动员以及爱国主义观念”：
“一路上人们三五成群，挥动着旗帜，他们第一次看到了他们国家是多么辽阔，多么富庶，多么美丽，多么可爱，每个国民都是同胞手足，那是为了他们，大家在建筑一道防御的长城，而同胞们也倾其所有，终身报答。团结！团结！肩并着肩，结成民众的连环，热血不再囿于单个的体内，少得可怜地循环，而要欢畅地奔腾，通过无限广大的中国澎湃回环。”
（《万里长城》，叶廷芳译）
卡夫卡对于中国几乎一无所知，但他对长城的想象却“十分精彩”。如果说卡夫卡对长城的想象是出于文化利用，用它来批判一战期间整个欧洲在爱国主义激情中欺骗盲从的青年们走向战场，那么，在西方另一位思想家伏尔泰那里，对长城的论断则是出于一种理性的思索，他说，“中国在我们基督纪元之前两百年，就建筑了长城，但它并没有挡住鞑靼人的入侵。中国的长城是恐惧的纪念碑，埃及的金字塔是空虚和迷信的纪念碑。它们证明的是这个民族的极大耐力，而不是卓越才智。”在中国，除了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对长城的修筑持否定性批判外，似乎多赞誉之辞。但孟姜女的故事在人们心目中只不过是一个哀婉动人的传说，其批判力量在被审美化的过程中几乎隐没不彰了，而审视西方人构想的“他者”，我们对长城或许能获得更为清醒的认识。
对“他者”的自省无疑对我们有着深刻的意义，但同时我们也必须警惕一些错误的态度。敏米（AlbertMemmi）指出，受殖者改写自我文化身份的方式常常有两种，一种是“试图通过改变肤色来改变处境”，其实质就是通过认同殖民者对自我的文化塑型，以获得殖民者的青睐，“唯殖民者马首是瞻”。对西方对中国的否定性想象一律盲目认同，甚至主动制造“被看”，投合西方人的口味，“为了脱胎换骨，一门心思地贬低自己，否定真我。”敏米一针见血地指出，“最向往同化的正是受殖者，而拒绝同化的正是殖民者。”在西方人看来，东方落后愚昧本是事实，既然你主动证明给他看，不过是满足了他们的自信和远见卓识，对这种劣等民族及其文化，岂能与之同化，何况同化的结果“等于是要殖民者叫自己寿终正寝”。
敏米认为另一种方式就是“对抗”，当然主要是指政治上的抗争。在文化上，常表现为恢复本土文化记忆，“恢复本来十分灿烂而后来又被糟蹋得千疮百孔的历史的原貌；恢复原已打算放弃的文化的原貌；恢复僵化了的传统；恢复锈蚀了的语言。”（《殖民者与受殖民者》）但问题是，对“他者”的歪曲性强制命名采取一律的否弃、对抗，也可能堕入另一个陷阱：抱残守缺，以愚味对抗文明，以迷信对抗理性等等。史景迁在《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中还谈到19世纪大批华人涌入美国而引起移民危机，当时美国人对中国的想象集中在“中国城小说”中。这些小说自然充满了对中国人的贬斥，如吸鸦片、甘愿受奴役的本性、残酷、辫子、乱伦、娼妓等等，主要内容是犯罪和历险。小说的基本模式是：作品中的恶棍总是一个中国人，他绑架了一位美国妇女，后来一位美国英雄救了她，最后两人相聚在一起，而那个中国人则不是被打死就是被关进了监狱。同时，书中还偶尔透露出美国的华人与黑人、印第安人联合起来推翻白人政治的可能。当然，史景迁指出这种小说的出现与针对中国移民法及由于在美国的中国劳工的缘故而引发的紧张局势密切相关。而有趣的是，这种故事在今天中国的文学和影视作品中仍然在不断地复制和改写。比如电影《黄飞鸿之西域雄狮》，其故事模式几乎就是来源于一篇“中国城小说”，也可能是巧合。影片中华人照例是白人歧视的对象，主人公黄飞鸿等成为盗窃杀人理所当然的嫌疑者，被送上了绞刑架。不过结果改编得很有意思，黄飞鸿等以潇洒神奇的“中国功夫”死里逃生，并力惩真凶，以“刀枪不入”之躯战胜了荷枪实弹的洋人。同时影片中印第安人也照例是华人的朋友，因为他们都是弱势族群和边缘人。当然，这个叙事模式的改编很难说是一种刻意的对“他者”形象的抗议，编导们可能从来就不知道“中国城小说”，但影片无疑隐含着一种文化对抗，而且是一种典型的对抗模式，以某种玄妙突出并不存在甚至落后愚昧的“国粹”去超越西方强大的现代科技、理性以及种族的压制。华人观众在这种幻想的动作表演中既获得了视觉上的满足，也获得了在想象中战胜“强者”的精神愉悦。其实这仍然是在制造“背看”，以致在许多西方人眼中，今天的中国仍然是阴阳八卦、风水迷信、拳脚杂耍等等。
我以为，是否具有一种深刻的文化自省精神以及由之而带来的文化自觉，是衡量一种文化是否健全的重要标志。缺乏文化自省而盲目认同西方的塑型和命名是不可取的，《马可波罗游记》激起了西方人对东方的神往与占有欲，带来了可怕的后果，然而更可怕的是，它被我们当作历史的真貌写进了历史教科书，成为我们曾经辉煌过的“确证”，教育着一代又一代沉醉于过去的妄自尊大者。同样，为对抗西方强势文化而急于打出“自我”旗号，虚张声势，动辄“民族化”、“传统化”，也是不理智的行为。赛义德因出版《东方主义》而被原教旨主义扣上“民族英雄”的高帽，他不得不出来辩解：《东方不是东方》！缺乏文化自省而妄谈“世界主义”也可能陷入危险的境地，在“世界主义”、“全球化”的大联欢感召下，踏上了完全“西化”的不归路。
鲁迅先生的确“清醒”，他说“凡有来到中国的，倘能疾首蹙额而憎恶中国，我敢诚意地奉献我的感谢”，而那些“故意称赞中国旧物的人”，先生认为“此辈当得永远的诅咒”。这正是基于高度文化自省后的文化自觉，唯如此，方可能实现先生在《文化偏至论》中所言：“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乃弗失固有之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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